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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改背景下刑事公诉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及对策研讨会 第二单元
时间:2017-05-26  作者:  新闻来源:  【字号: | |

司改背景下刑事公诉面临的 

新问题、新挑战及对策研讨会 

第二单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与完善我国公诉制度  

  • 时间:2017年5月24日下午   

  • 地点:河北唐山    

  • 研讨主题: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完善我国公诉制度 

    主题发言

    ▲河北省万博manbetx官网检察长赵智慧发言 

    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公诉部门需要深入理解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提升证据审查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以应对司法改革背景下公诉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首先要理清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基本问题。 

    第一,要理清证据分类中的客观性证据。客观性证据由司法实务界率先提出,实务界认为客观性证据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物证、书证、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及根据生活常识和经验法则可推定某一事实存在的基础事实。
    第二,要理清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及特点。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是指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的证据印证模式,其运用有三个递进层次:一是证据审查过程中,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二是优先使用客观性证据,以客观证据为基础开展审查;三是以客观性证据的信息为基础,查证口供等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并形成集聚性,分解事实因素、解决疑点、排除合理怀疑并认定事实。 

    其次要明确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比较优势。 

    一是以言词证据为中心的证据审查模式存在弊端。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的侦破都要靠口供,就产生了“先供后证”的现象,甚至部分侦查机关并不顾及证据收集是否完整、全面,一旦获取口供就认为案件已破,使案件“带病”进入审查起诉环节。
    二是要明确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优势。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运用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检察人员证据审查认定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引导侦查取证活动的科学化和合法化。 

    最后要加强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运用。  

    为了更好地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公诉部门在适用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过程中,要健全“一个机制”、避免“两种误区”、坚持“三项原则”、依托“四个强化”,全面提升公诉工作的质效。

    一是要健全一个工作机制。为了更好运用和推行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必须健全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包含四个方面:一是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二是要加强与侦查机关案审部门的沟通;三是完善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四是邀请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强化侦查人员对取证的及时性、全面性、合法性的认识。
    二是要避免两种认识误区。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认识上的误区:一种是机械地理解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认为该模式就是指客观性证据诉讼标准;另一种是把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片面理解为技术性证据审查模式。

    三要坚持三个适用原则。坚持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应当遵循:

  • 客观性证据优先运用原则; 

  • 坚持口供的客观性检验原则;

  • 客观性证据相互印证原则。四要依托四个强化措施。要从“四个强化”来进一步规范和运用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 强化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的总体审查工作要求;

  • 强化从言词证据中挖掘客观性证据;

  • 强化以客观性证据检验言词证据的真伪;

  • 强化科学解释客观性证据。

       

  •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胡保钢做主题发言

    非法证据排除中若干实务问题研究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庭审实质化提高,诉辩对抗性增强,取证、示证和质证活动都要落实到审判环节的认证上,都要以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为依据。 

    一、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的界限  

    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的主要区别为:一是证据种类不同。非法证据仅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其他证据种类不存在非法证据的情况,而瑕疵证据和“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则包括所有证据类型。二是凡是属于非法证据和“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的,一律不得采信,司法人员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而瑕疵证据则要经过补正或者作出解释后,才决定是否采信,司法人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三是证据资格和证明力不同。非法证据是由于取证程序的严重违法即证据资格问题而被绝对排除,与证明力没有必然的联系;瑕疵证据则是因为轻度程序违法,司法人员往往根据程序性违法与程序性制裁相均衡的原则,要求侦查人员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然后再决定是否采信。

    二、非法证据的排除权限、程序与责任追究 

    一是发现非法取证线索的渠道。取证的时间、地点、人员等是判断言词证据取得是否合法的关键。
    二是调查核实非法证据的方式。检察机关可以采取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证人、侦查人员、在场人员、见证人、知情人,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调取侦查机关讯问的录音录像,查看、调取犯罪嫌疑人入看守所时的人身检查笔录、入所体检证明等,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检查、拍照,调取现场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时的照片及录音录像等方式对非法证据线索进行调查核实。

    三是调查核实和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权。根据法律规定,在检察机关,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决定权是检察长,非法证据的排除权限主体是检察长,而非承办人本人。

    四是非法证据调查核实后的责任追究。只有对非法取证的侦查人员予以责任追究,才能有效遏制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三、司法实践中需要解决的几个疑难问题 

     一是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言词证据,原则上要经过侦查机关依法重新取证才具有刑事证据资格。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必须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二是立案前收集的言词证据能够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因为侦查机关启动侦查并不以立案为必要前提,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侦查机关在初查阶段的询问权。另外,立案后,要尽可能对初查言词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三是对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环节所作的多次有罪供述,如果前一阶段或者前次的有罪供述被确认为非法证据,后续的有罪供述即重复自白的供述是否具有合法性,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不区分情况一律不排除,也不能全部排除。 

    四是当事人近亲属无权收集证据,其收集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智做主题发言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诉侦关系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对检察工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公诉部门更是面临巨大挑战。诉侦关系在刑事诉讼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如何构建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新型诉侦关系是这一改革中的重要课题。

    一、深刻认识以审判为中心对诉侦工作带来的影响  

    以审判为中心实质就是以庭审为中心,实现庭审从“虚化”向“实质化”的转变,核心就是以审判证据标准为导向,倒逼侦查、起诉案件质量提高,内在要求是司法亲历性。

    第一,诉侦面对庭审更严格地检验。以审判为中心,控辩双方的庭审对抗更为激烈, 细微的指控瑕疵将在庭审聚光灯下被放大,指控证据成为定案证据的条件更加严格, 案件由指控到裁判的变数加大。

    第二,庭审倒逼诉侦质量提高。公诉直接面对庭审实质化的严格要求,应当立足于把证据问题解决在庭审之前,根据庭审指控的需要,进行严格过滤和补充完善。

    第三,审判通过公诉加强对侦查的引力。审查起诉是把守案件审判质量的重要闸门,应当进一步发挥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作用,把庭审实质化要求及时、准确、有力地向侦查前端传导。

    第四,诉侦紧密协作成为必然趋势。在刑事诉讼体系中,面对庭审实质化的挑战,诉侦都应当自觉纳入审前程序的整体格局之中,带着共同的责任和使命讲监督、讲配合、讲合作,强化指控体系建设。 

    二、当前我国诉侦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公诉对侦查活动监督职能发挥不充分。全国检察机关第五次公诉工作会议提出了“指控犯罪有力、诉讼监督有效、社会治理有为”的总要求,而诉讼监督一直是其中的短板。

    第二,公诉未能有效对侦查取证活动进行规范指引。以往有的案件之所以诉不出、判不了,根子多在侦查取证不到位。但公诉作为连接侦查与审判的中间环节,也未能发挥好引导作用。

    第三,公诉对移送审查起诉案件审前过滤不严。有效运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以及刑事和解程序酌定不起诉等多项审前过滤机制,既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也是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的重要保障。

    第四,诉侦在案件庭审指控期间协作关系薄弱。案件提起公诉之后,侦查一方往往不再参与诉讼,由公诉一方独立应对庭审。

    第五,诉侦办案理念、人员力量与改革要求不相适应。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有罪推定等传统错误观念仍然一定程度存在,与以审判为中心要求的人权保障、程序公正、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等现代司法理念相悖,也不利于新型诉侦关系的构建。

     

    三、构建新型诉侦关系的基本思路及制度完善  

    诉侦之间的基本关系就是协作与监督。构建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新型诉侦关系的基本思路是,在刑诉法分工配合制约的基本原则下,对照改革要求,立足司法实践,围绕协作与监督作进一步完善:一是构建“大控方”追诉格局,二是建立诉侦全方位协作观,三是确立公诉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四是强化侦查服务公诉指控。综上,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新型诉侦关系,应当是在分工负责基础上,公诉审前主导,侦查服务公诉指控,诉侦全方位协作的“大控方”追诉格局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落实到具体执法办案实践,应当积极构建以下四项工作机制:

     一是完善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一要坚持双重启动,二要坚持择案介入,三要坚持有效引导。 

    二是健全诉侦互动的补充侦查机制。一要细化补充侦查的范围,二要强化退回补充侦查的实效,三要提高公诉自行补查的能力。

    三是建立诉前诉侦会议机制。一要明确诉前会议的功能,二要规范诉前会议的提起,三要细化诉前会议的程序。四是强化诉侦合力的出庭指控机制。一要加强侦查人员出庭,二要加强控方证人出庭,三要加强庭审补证工作。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刘继祥做主题发言

    不起诉制度的重新审视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应当重新审视不起诉制度在整个检察制度中的定位。在新形势下不起诉制度的定位应当体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不起诉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起诉是不将犯罪嫌疑人移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不仅具有程序意义,也具有实体效力。另一方面,不起诉制度应当与提起公诉制度并行独立存在。深化改革关于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要求,使得不起诉权成为检察机关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监督、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起诉所不具有的重要价值。将不起诉与提起公诉同等重视,改变将不起诉作为起诉附属的状况,才能适应司法改革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不起诉制度具有独立的价值。从刑事立案开始,公检法机关均在对案件进行了层层的过滤和筛选,以共同完成保证刑法正确实施的任务。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存在移送起诉和撤销案件两种选择、审判机关审理可能作出有罪和无罪两种审判结果同样,检察机关审查案件理应可以作出起诉或不起诉两种决定。因此不起诉制度与起诉制度是检察公诉制度的不可缺一的组成部分。不起诉制度还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需要,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化审前过滤的需要,是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 

    当前不起诉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不起诉比例偏低,不起诉司法运用不均衡,通过不起诉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够,运用不起诉进行审前过滤和案件分流不到位等。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陈旧司法理念的制约,法律规定现状的影响,司法标准缺失的制约,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影响,不起诉制度更为严格和繁琐的运行程序的制约,内部考核机制的影响等等。

    建议从四个方面完善不起诉制度:一是从认识层面上必须更新司法理念,按照法治思维和司法程序行使好不起诉的裁量权。二是从保障层面上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定,在立法方面应当将起诉与不起诉并列规定。三是运行层面上应当建立专门审查不起诉的办案组织,以破解公诉人员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案件面临选择障碍的难题。建立这样的组织,有利于不起诉案件办理的规范化,防止利用不起诉裁量权办关系案、金钱案。四是从管理层面上要完善不起诉决策程序。在目前对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有益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开审查的范围,以公开审查为主、以不公开审查为辅,使不起诉裁量权充分公之于众,并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树壮做主题发言

    人证出庭作证的实证研究  

    在侦查中心主义理念影响下,我国刑事审判主要依赖于侦查卷宗,人证不出庭成为常态。四川推行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检察机关推动人证出庭,产生了积极效果。主要体现在:更大量出庭增强了庭审实质化的功能;提升起诉案件质量,更加充分发挥了诉前主导的作用;积累了人证出庭的工作经验。 

    当前人证出庭作证的案件特点是:主要集中在一审的普通程序;案件的类型相对集中,主要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以及毒品案件等三类案件;大部分是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基本由控方提出申请,辩方提出申请和法院自行决定比率偏低;大部分人证不愿意出庭,需要检察机关反复地沟通;人证出庭的目的集中于证明定罪量刑的事实,占了总人数的80.7%,原因在于出庭案件优先选择了疑难复杂以及控辩双方有严重分歧的案件;出庭的主要为侦查人员和证人,鉴定人和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率比较低,仅占15.5%;出庭人证证言总体稳定,被法院采纳情况较好。 

    四川省人证出庭试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包括:一是对人证不愿意出庭的情况没有有效的解决措施。法院以种种借口不予适用强制到庭,导致强制到庭制度形同虚设。二是人证出庭的规则不健全。控辩审三方都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解释“有必要”这一条件。如何开展交叉询问规则不明,诱导性询问规则不健全,部分庭审秩序比较混乱。质证规则不明确。三是人证补贴、人身保护制度不完善。为数不少的人证作证并没有落实补助,补贴的标准过低,影响人证的出庭意愿。人证出庭的保护措施不到位、设施不齐备,人证基于安全因素不敢作证,依然是常态。 

    上述问题暴露出一些工作薄弱的环节:部分办案人员思想观念不适应,担心人证出庭作证增加办案的风险而抵触;部分案件起诉质量不高,经受不住人证出庭检验;应对人证的能力不足,对人证翻证的预判不足;个别案件对控方证人庭前未做必要的沟通,导致人证出庭未能实现出庭的目的;询问质证的技能不足,对证人出庭询问质证应对技能缺乏。

    对于完善人证出庭制度及改进工作的几点思考:一是要增强强制到庭制度的刚性约束。完善强制到庭制度,不仅仅只规定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无正当理由到不到庭的证言、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是要完善人证出庭的庭审规则,有必要完善控辩双方的发问和交叉询问的规则,诱导性的询问规则等配套的规则。三是要落实人证出庭的保障制度。 

    最后,谈一谈对改进公诉工作的思考。随着试点的深入推进,人证出庭的全面铺开,预期庭审的变数会进一步的增加,控辩对抗会更加的激烈,指控的风险会进一步的提高,公诉工作面临的挑战会进一步的加大。结合实际的情况证人出庭需要从下列三个方面改进工作:第一要严格的把握人证出庭的必要性;第二要细化庭前的准备;第三要提升询问人的技能。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铁民做主题发言  

    顺应司法体制改革要求  全面提高出庭指控犯罪能力  

    检察机关应当以诉讼制度改革、司法责任制改革等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发挥好公诉部门在庭审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具体可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作用。将完善证据体系作为核心任务,对于重大复杂敏感案件实行同步审查。针对案件事实在证据上存在着缺失、瑕疵、漏洞等问题,及时提出补充侦查意见,引导侦查机关补强补足证据。在介入的立足点上注意加强监督制约,规范侦查行为,对于发现违法侦查行为及时依法予以监督纠正,防止滥用侦查权。

    二是严格把握证据标准,强化对证据的全面审查。从证据来源、证据的形式、取证程序等方面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全方位复核,坚决防止带病起诉。重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的作用,努力实现审查工作重心从口供等言词证据为中心,转变到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上来。注意视频监控录像等作用,发挥其在证明讯问行为合法性方面的作用。逐步弱化被告人口供的作用,正确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翻供。改善证据审查方式,逐步克服依赖卷宗的书面审查方式,更加注重办案的亲历性。 

    三是坚持“指控有据、辩论有力”标准,强化公诉人出庭履职的各项能力和水平。积极参与,充分利用好庭前会议。强化公诉人当庭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举证质证和辩论等各项工作能力,确保庭审指控效果。做好证人出庭工作,保证指控效果。全面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稳妥开展非法证据排除工作,通过提前介入方式,督促提醒侦查机关从侦查工作源头上把好关;正确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防止人为扩大非法证据范围;做好依职权主动排除非法证据工作;对辩护人在法庭上提出的排非申请,及时提请合议庭审查是否符合启动调查程序的条件。

    四是推行多元化案件处理机制,实现案件繁简分流。用足用活不起诉、简易程序、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等制度机制,针对不同类型、性质、情节的案件,综合被告人是否认罪情况,实行案件繁简分流,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的现代诉讼价值追求。

    五是全面加强公诉队伍建设。优化公诉队伍结构,强化业务培训,加强综合素质培养,促进充分发挥公诉人在庭审中的主体作用。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刑事检察部部长曾天做主题发言

    整合资源聚力攻坚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刑事审判监督新格局  

    在中央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如何用活、用足、用好检察监督权,必将成为我们每一个检察人面对的新课题。在这个大背景下,充分发挥好刑事审判监督职能,对于我们公诉部门尤为重要。

    第一,我国刑事审判监督格局设计的局限性。根据法律规定,刑事审判监督有六大分:分别是对刑事判决、裁定的监督,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对死刑案件审判和复核的监督,对刑罚变更执行裁决的监督,对办理不服法院生效裁判的刑事申诉案件的监督以及查办刑事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刑事审判活动监督,贯穿于刑事案件的整个审判过程,既有一审,也包括二审和再审;不但有公诉案件,还有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 

    现行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格局由公诉、控申、监所三个部门搭建而成,分别承担六类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其主要弊端有两点。一是途径有限、措施单一。监督途径主要是通过参加法庭审判、调查审阅案卷、受理申诉控告和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来进行。监督措施也仅有提出纠正意见和提出抗诉,没有跟进强化的措施保障。二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战。公诉部门主要负责刑事审判活动监督、对刑事判决、裁定的监督;刑事申诉检察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则完全不同。这种模式造成检察机关内部各监督主体之间监督信息封闭,资源不能及时共享,形不成监督的整体合力。

    第二,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的现状及成因。从目前公诉监督的现状看,刑事审判监督活动开展还是比较艰难的。一是有的法院将“以审判为中心”视为“以法官个人为中心”,在裁判时无所顾忌,我行我素。二是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刑事审判监督权的刚性条款没有规定或规定不足,给法院消极不作为留有一定空间。在现有法律赋予的责权框架下,把抗诉定位为刑事审判监督格局的中心,将检察内部的资源整合与外部的职能联动有机地衔接起来,构建多维立体的刑事审判监督新格局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备可行性。构建以抗诉为中心刑事审判监督格局是检察监督工作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三,构建以抗诉为中心刑事审判监督格局之设想。一是从立法层面赋予检察院法律监督的后续刚性保障。就目前而言,应充分运用检察官、法官惩戒委员会,向同级人大报告,列席审判委员会和建立检察院重大疑难抗诉案件上下级同审制度,夯实监督基础。二是从理论层面,定期编写权威性抗诉案例参考,以案说法、以案释法,对全国抗诉工作疑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理论指引和案例指导。三是从机制层面,修订不合时宜的监督管理机制,取消不符合监督规律的考评制度,明确“谁办案、谁监督”的主体责任。四是从技术层面,完善检法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裁判文书监督平台、网络巡查等大数据载体,从中拓展监督渠道、整理监督线索,从而推进监督工作的良性开展。 

    自由发言

     

    福建省院公诉二处处长董斌发言  

    我主要说公诉工作中遇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鉴定人出庭作证的问题。由于法律规定对鉴定人不能采取强制出庭的措施,所以说鉴定人不出庭,我们怎么应对、如何进行制约?我建议高检院公诉厅能够协调相关的部门,就鉴定人不出庭顶层设计相应的机制。 

    第二个是抗诉问题。以往我们对抗诉的观点应该说过严了,一般是可抗可不抗的不抗,没有绝对把握的不抗,定性错误、量刑基本适当的也不抗,在法定量刑幅度内量刑偏轻的不抗。我认为如果要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刑事审判监督的新格局,那么就应当对抗诉理念做一些调整,要树立有错必纠的原则,只要认为法院判决确有错误,即使在法定刑内量刑,我们认为判决偏轻的都要抗诉,即使冒着法院不改判的风险,上级院也尽可能地、宽容地支持。同时,降低支持抗诉的门槛,减少甚至取消抗诉不成功案件的负面考评以及对检察官个人的追责。不以上级法院是否改判作为评价,提高检察官抗诉的热情。当然上级机关是否支持抗诉,也应该作为一个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使抗诉成为刑事审判监督的有力抓手。 

    江苏省院副检察长蒋永良发言 

    目前的司法改革主要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公诉部门要适应改革的要求,让侦查机关按照证据裁判的要求来收集和固定证据,以使证据确实充分,取证程序合法。我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构建新型的侦诉关系。在这个方面我有三个意见:其一,做好理念上的传导,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非常重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但侦查机关重视的程度还不够,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权都属于基层侦查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案件取证的质量达到证据裁判的要求?首先要把理念传达到侦查机关,另外要个案引导侦查取证,要适时、适度、适当地介入一些重大案件,促使侦查机关在取证时按照证据裁判的要求进行取证。其二,在审查起诉环节,退回补充侦查时提出明确具体的补查要求,同时加强监督。第三,强化类案指导,对侦查机关在某一类案件取证上经常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类案指导、建立反馈机制来强化对侦查工作的指导,从源头上促使侦查取证符合证据裁判的要求。 

    二是进一步完善不起诉制度。目前各地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仍是严格控制不起诉案件数量,造成不起诉率过低。一方面是担忧造成权力滥用,更主要的是由于不起诉案件工作量比起诉案件工作量更大,对不起诉案件的检查考核更加严格,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对可诉可不诉的更倾向选择起诉。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情况下,应该充分发挥不起诉的重要过滤作用,坚持审查起诉的法定标准,对不符合起诉标准的案件依法坚决地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是慎重对待贪污贿赂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但贪污贿赂案件有其特殊性,特别是行受贿案件,常常依靠行贿人和受贿人的供述定案。但目前我们对证人翻证的制约措施不多。行贿人诚信也较差,在案件处理过程当中翻供翻证的情况随时会出现,像这类情况的贿赂案件,证人出庭还是少用慎用。 

    根据各个地方发言的情况以及我们自身对安徽公诉工作的分析,公诉工作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挡不住”。我们对侦查部门移送的案件,基于某些原因我们“挡不住”。第二个是“搁不下”,比如不起诉或撤案的问题。第三个是“判不了”。这三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公检法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司法理念上不适应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路径就是真正建立起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环节真正地发挥作用,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发挥不了主导作用,检察机关与侦查部门的关系就难以建立在一个正确的、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这样是难以解决那些老问题和新问题的。要真正发挥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就必须从理念上来解决问题,纠正老的、习惯的看法——侦查中心主义,这个要彻底解决。第二,检察人员要善于发现问题,引导侦查部门按法律规定行使侦查权。第三,检察机关、公诉人要敢于说不,这样才能真正把主导地位树立起来,从而发挥主导作用。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印士柏发言 

    我们在基层调研和工作感悟中发现有几个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要确立公诉在整个检察工作中的职能定位。通过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内设机构改革,公诉部门变成了刑事检察部,公诉作为检察机关的传统主业应当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有明确的职能定位。公诉工作必须专业化,审查批捕工作必须司法化,法律监督必须程序化。  

    第二,要明确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公诉工作在诉讼中的定位。侦诉关系亟待理清,在整体的诉讼程序上,诉讼标准没有变化,侦查的标准是一个,起诉的标准是一个,法院判决的标准也只有一个,但这三个标准却无法统一起来,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员额制背景下的公诉工作急需健全办案组织。按照1:1:1的比例配备人员,在书记员和检察官助理上缺口很大,在政府不增加财政投入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虽然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办案组织的搭建仍然存在很大问题。员额制建立不起来,司法责任制就很难落实,司法责任不到位,就使得整个公诉工作在司法改革中拖后腿。 

     

    公安部法制局副巡视员刘林华发言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当中,检察机关刑事公诉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今天的研讨,对于改进我们新时期的刑事工作,包括对我们侦查工作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刑事公诉制度的改革创新在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刑事审判工作中不能单独推进,必须统筹考虑。要加强刑事公诉工作,首先要打牢刑事侦查的案件的质量基础,为刑事公诉工作审判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指导引导,包括监督、制约。当然,目前加强整个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作用,还有待于从更高的宪法和整个国家司法制度高度进行顶层设计,检察机关在法治建设当中的地位作用要统筹的考虑来推进。 

    检察工作可以进一步探讨创新。包括检察院对行政机关执法的指导和监督检查,行政执法机关办理的案件是不是构成犯罪,是否符合立案标准,由检察机关根据法律进行审查判断。 

    从立案这个角度,在法律设计上检察机关介入应定位下来,这样会大大提高检察机关在整个执法司法运行当中的地位作用,并通过一些具体的制度来进行规范。另外,明确检察机关刑事公诉的地位作用跟法院庭审制度改革也是密切相关的,目前庭审当中法院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还是不够突出,浪费时间和精力。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是目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必须要有的。是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或者充分,能不能达到法律上的证明标准,必须到法律上来说,庭审中法官应进一步以庭审为中心,庭审实质化。  

    专家点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宇冠点评

    检察院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机构。强化法律监督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检察院审查起诉是对整个案件进行全面梳理,要重新采取强制措施、要进行起诉或者不起诉或者其他决定,所以检察院仍然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对今天下午发言的几位主题谈一谈我个人的意见。  

    第一,关于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的实践探索,其中有些观点我觉得还可以商榷,比如说客观证据优先或者是客观证据优先使用,但要防止法定证据制度的再现。法定证据制度,现在在其他国家已经比摒弃了。刑事诉讼案件是千差万别的,如果特意要求案件当中必须有某种证据,那么有些案件按照法定证据制度就定不了,就会使有明显作案嫌疑的犯罪人逍遥法外。 

    第二,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若干实务问题。文章分析得很好,比如后来的言词证据受到前面刑讯逼供的影响,后面的言词证据也要排除,如果说中间有阻断的,就不要排除,这个研究的已经比较深了。在国外,非法证据在审前就排除了,陪审团根本不知道这个证据的存在,但我国法官知道非法证据的存在,对他的判断是起到一定的影响的。另外,文章论述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区别,现在司法实务当中把大量的瑕疵证据当作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最重要的区别是非法证据取证的时候侵犯的被取证人的合法权利,而瑕疵证据取证的时候没有侵犯被取证人的合法权利。所以非法证据不好补正,瑕疵证据是可以补证的。而且现在停留在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其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重要的作用是排除非法的实物证据,是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自由、隐私等等一系列合法的权利。  

    第三,是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侦诉关系的问题。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是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公诉应当指导侦查或者引导侦查。起诉应当以侦查为基础。 

    第四,是不起诉制度的重新审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统一证明标准或者统一证据标准,应当指证据的合法性、证据的真实性、证据的关联性应当统一标准。公检法三机关证明标准是不一样的,审判定罪的标准,实际上是比起诉的标准要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汪海燕点评

    第一组总共有七位发言人,刚才杨老师对前面三个做了重点点评,他点评得非常细致,基本观点我也完全赞同。第一有很多发言,很多论文,具有创新性;第二我们检察机关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敢于直面问题;第三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得非常好。  

    下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学习心得。现在检察机关面临一种压力,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以司法责任制的司法体制改革员额制,关系到每一位检察人的切身利益;诉讼体制改革背景下,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这种诉讼制度改革下,检察机关怎样来定位自己,尤其是公诉部门怎样来定位,这是每一位检察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检察人员要深入思考,遵循司法规律和诉讼规律;改革会对检察机关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工作重心也会向刑事检察工作转移,公诉工作的重要性会特别凸显。另外法律监督也会成为检察工作的重心。  

    关于捕诉一体化,我们国家对于每一个职能的配置,都有相应的考量,至少要遵循相应的法理。在特殊类型的案件当中,捕诉一体化我完全赞同,但是对一般的刑事犯罪案件,如果实行捕诉一体化,则需要重新考量。  

    司法实践中出现一种现象叫“逮捕中心”,捕了之后就要诉,诉了之后就要判,判还要判实刑,否则就有可能在绩效考核或者其他考核当中排名要靠后。这样不利于实现以审判为中心,无法实现庭审实质化,所以我建议检察院对于考核这方面应该设置一些合理的标准。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陶芳德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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